1953年，毛泽东乘坐军舰“洛阳号”巡视长江，考察长江防洪、南水北调、北煤南运等问题，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他走街串巷，深入群众，关心百姓疾苦。在得知途径安庆时，毛主席立刻下令停泊。
但是毛主席却抽空向时任中共安庆地委书记的傅大章打听起了一位搬砖工的生活情况，在
得知他的生活困难后，还主动提出要对这位搬砖工给予特殊照顾，并且一照顾就是几十年。
陈家后人的生活现状，穷困潦倒，毛主席主动给予特殊帮助
“感谢毛主席，感谢毛主席，我们真是受之有愧啊！”这是陈松年最常向街坊邻居提起的话。
现在的他是村子里窑厂的技术工种，四个孩子有三个都考上了大学，每个月还有60元的烈士家属优待，可算是挺直了腰板做人。
可1953年前，他还只是个安庆窑厂的打杂工人，做些挑石头担废料等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家里人口众多，又只有他一个劳动力，日子过得十分拮据；就算卖掉了父亲在北京的房子，也无济于事；生活就像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
那他前后生活为什么会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呢？这都与一个人的到来，与一件事情的落实有关。
陈松年看起来只是个普通的老农。但他卖掉的不是普通的房子，而是《新青年》杂志的编辑部；他的父亲不是普通人，正是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的陈独秀；他的家庭也不是普通家庭，而是有两名革命烈士的杰出家庭！
但因为父亲陈独秀的原因，陈松年一家一直没有得到烈士补助；因为早年家产被日寇洗劫一空，所以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直到1953年，来安庆考察的毛主席了解到陈家后人的现状后，觉得十分痛心，当即表示：陈独秀需要辩证地看待，他早期是个好同志，不过后期犯了错误；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革命烈士，他的家属理应受到抚恤和优待，如果是在经济上有困难的，我们可以帮扶一下。
毛主席的这些话使陈松年一家获得了每年30元的补助。正是因为这笔补助，陈松年的日子才逐渐红火起来，不仅满足了温饱，还解决了子女的教育问题。
陈松年虽没有走上革命道路，但是也追求进步。
在日子好转后，他曾经向有关部门请求收回补助，希望用这笔钱帮助那些更加需要帮助的人。
但是政府不但拒绝了他这个请求，还在1989年将烈士家属优待补助提升到了每年60元。
陈松年每每想到这些，除了感激，还是感激。
陈独秀与青年毛泽东，启蒙者与引路人，老师与学生
陈独秀，字仲甫，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17岁考取秀才，毕业于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多次赴日本留学，从此受到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1915年，他在《新青年》上刊载文章，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新青年》杂志，也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之一。
他和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人高举着“德先生”和“赛先生”两大旗帜，提倡学习新思想和新文化，使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运动奠定了基础。
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际，毛泽东正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求学。
青年的他对于《新青年》十分喜爱，常常手不释卷；不仅反复阅读，还会将其中的精彩段落摘抄下来。
除了上课及正事，他几乎将所有的闲暇时光都扑在了《新青年》上，就连思考的也都是《新青年》上的问题。
但是对于《新青年》，他却是不盲从，而是辩证思考，结合自己的生活实际，有选择地吸收；不同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他并不是全盘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反，他认为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还有很多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
1917年，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引用中国古代重视实践，重视强身健体的实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青年毛泽东对于陈独秀十分敬佩，但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偶像，还是在国立北京大学。
1918年，青年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在北大图书馆找了一份助理馆员的差事，以此来缓解生计。就是在这片立足之地，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
李大钊兴奋地对陈独秀介绍说：“仲甫，你看，这就是著名的二十八画（毛泽东在《青年杂志》上的笔名）！”
因为时间原因，陈独秀和青年毛泽东的第一次会晤非常短促，双方讨论的内容也主要围绕着新青年杂志。
但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
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他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做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经过这次见面交谈后，青年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仰慕之情更进了一步，还说他是自己这几天以来在北京见到的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1920年6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上海，他特意拜访陈独秀，两人一起深入探讨了马克思主义。
期间，陈独秀向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信仰，使青年毛泽东大为震撼；在一定程度上，陈独秀算是青年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尽管他们后来有分歧，但是毛泽东就个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忘记陈独秀。
1932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一直拘押在监牢，直到抗战爆发才恢复了自由身。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誓死不跪，英勇就义
陈独秀的长子名为陈延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为中国解放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但是，这样一位对党的历史贡献卓越的同志，在最开始的时候，竟然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
原来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初，从西方传入的不仅有社会主义，还有很多其他新潮的思想，其中就包括了无政府主义。
当时刚从乡下来到上海的陈延年，初入社会，缺乏广泛的实践经验和认知，缺乏辨别真理和谬误的能力，或者是说能力还不够。
他一心想着用自己的力量将这个社会改造得更好，而在当时的背景下，无政府主义关于个人绝对自由、不要政府的主张最激进、最彻底，他就兴致勃勃地加入了无政府主义组织：“进化社”。
1919年12月，在无政府主义者吴稚辉的介绍下，陈延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参加了无政府主义组织“工余社”，并担任了《工余》杂志的主编。
可是在法国读书的陈延年发现，在几次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与政府的斗争中，自己一直以为的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竟然在私下里与北洋系公使陈录合作，勾结法国政府，迫害参加斗争运动的法国勤工俭学学生。
包括拒绝学生入学，或是将他们遣送回国。吴稚辉的阳奉阴违与丑恶举动引起了陈延年的反感，他渐渐发现无政府主义并不像第一接触时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得那么美好，并不是拯救中国最好的方法，而无政府主义组织的内部也是矛盾重重。
这沉重残酷的现实使陈延年备受打击，他对无政府主义由最初的希望，当如今的失望，再到最后的绝望。
但是彼时的陈延年却并不觉得迷茫，虽然他遭受了精神上的挫折，但却并未丧失信仰。
他一直以来都有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学知识学本领，用毕生所学，来找寻改造当时社会的良法。
在当时的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也有很多饱读诗书，意气风发，探寻救国维新之法的进步青年。
他们因为各自信仰的不同而组成不同的社团，并经常会聚在一起，针对国家现状而展开激烈讨论，发表自己的观点，进行思维的碰撞。
在一次聚会上，蔡和森激动地说，走俄国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是救中国的唯一方法。
这种说法使陈延年大受启发，他也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学习有关知识。
1921年，陈延年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一批共产主义者发觉陈延年的巨大变化后，开始积极争取和团结这位有才之士。
而陈延年也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彻底转变了信仰，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并在1923年成功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24年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回到了国内。
1926年，国民党“二大”前，国民党内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与十分激烈。
坚定相信马克思主义的陈延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相信工农群众的力量，坚决反对右倾主义。他不同意国民党的“整理党务”规定（即交出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单），号召全党同志无视国民党右派的无理要求，一个也不要表态，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延年的这一切决定都是正确的，尤其是继续隐藏那些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1927年，上海陷入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中，多名共产党员被逮捕，被杀害，一时间人心惶惶。
6月16日，正在主持会议的陈延年，因为一位交通员的叛变，不幸被捕。
被捕后的陈延年努力使自己镇定和冷静下来，他知道惊慌和愤怒没有任何作用，他飞速地转动自己的大脑，思考逃生获救的可能性与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很快，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
陈延年早年做过苦工，所以皮肤黝黑粗糙，体格精瘦健壮，看着一点也不像个拿笔杆子的人；而且他一贯简朴朴素，不注重对外貌的打扮，被捕时的他上身穿着一个小短褂，腿上还扎着草绳，看起来就像是个干体力活的人。
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并不是很发达，陈延年一直低调沉稳，很注重对自己身份的隐藏，所以除了党内工作的同志，很少有人知道他就是中共省委书记。
利用这个漏洞，陈延年一口咬定国民党反动派抓错了人，只说自己叫陈友生。
党组织在得知陈延年被抓后，立刻展开了营救活动。
在多方打听，通过关系上下疏通后，经过一番交涉，与看管陈延年的国民党人达成协议，以800元的赎金将陈延年给放出去。
他心想，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看他那样儿也实在不像啥共产党的大官，说不定真是抓错人了？也好，放他出去，我还能赚800块钱的外快买点酒喝，那就放了吧。
正在牢狱里等待钱款到来的陈延年，写信给自己的好友汪孟邹，请求他帮自己买一套干净的衣物来，落款为陈友生。然而正是这封信，使营救陈延年的计划落了空。
在收到落款为陈友生的信件后，汪蒙邹大吃一惊。
他一眼就认出了陈延年的字迹，得知好友被捕的他，救友心切，心急如焚的他立刻找了陈独秀的好友胡适帮忙捞人。
好巧不巧，胡适找的蒋介石身边的红人，正是当年陈延年因为无政府主义而与之决裂的吴稚辉！
吴稚辉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将陈延年置之于死地的好机会，他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了共产党员核心人物陈延年被捕的消息，还详细到了具体的监狱位置。
不仅如此，他还打电话给上海警备局，祝贺他们钓到了大鱼。
不久后，陈延年就被国民党提审，他还坚信自己并没有暴露，一口咬定自己就叫陈友生，不认识什么陈延年。本来这招确实可行，因为没有人会指认他就是陈延年。
但不幸的是，架不住严刑拷打的韩步先叛变了，他第一个指认的就是伪装身份的陈延年。
确定了抓对人以后的监狱卒子对陈延年，这位共产党内部的高官，他们钓上来的大鱼，进行了非人的折磨，日夜不休，惨无人道，企图从他的嘴里得出机密文件，好回去邀功请赏。
但是陈延年视死如归，坚决对党忠诚，保守党的秘密。
失去耐心的国民党人将陈延年判处了死刑，择日斩首。
1927年7月4日晚上陈延年被押送前往刑场，刽子手按他肩膀，踢他膝盖，逼他下跪。
他却始终挺直腰板，保持骨气，拒不下跪，怒目圆睁。
恼羞成怒的刽子手们一拥而上，生生将陈延年乱刀砍死。陈延年壮烈牺牲，时年29岁。
陈独秀次子陈乔年，中国人民最忠实的儿子，含笑赴死
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陈独秀和原配所生，他给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延年和乔年，就是希望他们能平凡地生活；但是，两个儿子都和他一样，义无反顾、满腔热血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陈延年英勇就义后不过一年，陈延年的弟弟陈乔年也被国民党逮捕拘禁并杀害。
1928年2月，陈乔年在上海英租界里的一个秘密据点召开组织会议，却遭到叛徒唐瑞林的告密，导致了陈乔年等11人锒铛入狱。
在被捕的危急时刻，陈乔年的第一反应就是掩护党内同志先行撤退，而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和哥哥陈延年一样，被捕的陈乔年因为刚调到上海，所以也是没有多少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目，就连叛徒唐瑞林当着面也指认不出他来。
所以在刚开始被抓的时候，他就下定决心坚决不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和陈乔年一起被抓进监狱的，还有一位年轻的党员周之楚。
他觉得这么拖下去不是个长久之计，总有一天会有人认出陈乔年的，咱们不能坐以待毙！
党组织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正常开展，陈乔年在狱里多呆一天，都是对共产主义事业，对党组织，对革命的损失，一定要想办法救陈乔年出去！
因为叛徒唐瑞林都不认识他俩，所以周之楚决定使用调包计，将陈乔年和他的身份互换；周之楚在适当的时机承认自己是陈乔年，而陈乔年则利用周之楚的身份活下去，在监狱里继续等待党组织的救援。
不出意外，当周之楚和陈乔年提出这个建议时，陈乔年当即严词拒绝：“不行，不行！我怎么可以用你的生命来交换我的生命呢！”
周之楚苦口婆心地劝解，和陈乔年说清利弊，说到激动处恨不得振臂一呼：革命可以无我周之楚，但不能没有你陈乔之！于是，掉包后的“陈乔年”被严加看管，“周之楚”写信给家里要求保释出狱。
周之楚家里的经济水平很高，父亲是位富商，常年活跃在东南亚，漂洋过海地做生意。
听说儿子被捕入狱，这位富商也很着急，使用了大笔金钱多方面打点，才获得了去监狱里探监儿子的机会。
不清楚营救计划的他，一见到被掉包的“周之楚”，就报告了监狱长，说里面关押的不是他的儿子。
这下，陈乔年的身份也不可避免地曝光了；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他一言不发，咬紧牙关，展示了钢铁般的意志，体现了成千上万革命人士的气节。
最终，收获不了情报的反动派，决定将他、许白昊和郑复他执行死刑。
一年前，哥哥陈延年在牺牲时曾说过，不跪而死；一年后，弟弟陈乔年含笑赴死，年仅26岁。
“去时少年身，归来英雄魂”，陈延年和陈乔年都是党内不可多得的好同志，英勇就义而毫不畏惧，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烈士。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接受民主与科学的洗礼；而毛主席关心陈家后人的生活，落实烈士家属优待，早已成为美谈，充分体现了我党实事求是的优良品质。